先前，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的配偶、已逾八旬的赵力平女士，正忙于筹备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。在北京玉泉路一处普通的公寓楼中，她的住所内，她与朱德生前的得力助手袁存建重逢，两位长者激动地相互拥抱。

赵力平，1926年诞生于河北定县的大定村，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农民家庭。1944年，在组织的引荐下，得益于贺龙的促成，她与朱琦结为连理，三张铺板被巧妙地拼凑在一起，成为他们的婚床。

自解放以来，赵力平先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一职，1957年荣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，1979年升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，直至1988年光荣离休。

赵力平、朱德、朱琦

赵力平与丈夫朱琦共育有四子一女，子女名单依次为朱援朝、朱和平、朱全华、朱新华以及朱国华。在这五位孩子中，朱新华是他们的独女。然而，最年幼的朱国华，在1983年9月那场“严打”行动中，因被指控犯有“流氓罪”，不幸被判处死刑，生命在25岁这个年华戛然而止。

在1997年对刑法的修订过程中，“流氓罪”得以废除，这一举措引发了众多人对朱国华案的广泛同情与正义呼声。面对这一问题，赵力平女士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，坦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尽管身材略显消瘦，但她精神焕发，谈吐间透露着从容不迫，谈及往昔的感慨，她显得极为超脱，表示自己“想得颇为开怀”。

朱琦双亲

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·斯诺的前妻，尼姆·威尔斯，于1937年首度踏足延安，彼时她遇见了斯诺。她曾言：“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是一位不凡的人物，一位人道主义者，亦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军人。在他看来，战争非但非功业，不过是缓解苦难的一种方式，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罕见。他无疑是宽厚仁爱、深情款款的人。”

的确，我的父亲曾是军人，然而，他心怀深情。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他的一生中先后结缘四位妻子。我爹的原配是肖菊芳。昆明相识。

朱德和史沫莱特

肖妈妈的父亲曾在昆明拥有一家货栈。当年，他为了前往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考试，需历经七十多日的长途跋涉。那时，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，途中不幸病倒，甚至一度休克。幸得肖家伸出援手，救了他一命。随后，他便在肖家养好了病。

在病榻休养之际，父亲每日清晨便起床清扫庭院、担水，勤奋无比。肖家的父母见此情景，深知父亲为人善良、勤劳且朴实，遂将正在师范学校就读的女儿肖菊芳引荐给了他。自此，父亲与肖妈妈结为连理。婚后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丈夫朱琦。

生产过后，肖妈妈不幸患上了妇女病症，经过数月的病痛折磨后，她终究离世。而在朱琦诞生的那一刻，父亲发现他右耳旁有一根细小的“拴马柱”，便为他取了一个昵称——“保柱”。

朱琦尚年幼，携带不便，故友人引荐了四川泸州籍的陈玉珍与之结为连理。陈玉珍，一位颇具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，婚后始终悉心照料朱琦。

朱琦自幼便随陈妈妈远去他乡，关于他的出生年份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认为他生于1917年，也有人坚称是1919年，而他本人亦对此模糊不清。陈妈妈待他如亲子，宠爱有加。父亲对陈妈妈养育朱琦成人之举，心怀感激。

朱琦在陈妈妈的悉心照料下，度过了十六七岁的青春时光，直至1937年。泸州，他被国民党抓为壮丁。我曾两次造访泸州，那里陈妈妈家族的故居依旧矗立，婚床及婚嫁用品亦完好如初。

康妈妈与爹爹年龄相差二十余载，她的一生犹如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朱德、康克清在延安

她年仅15岁便投身革命洪流，17岁时便毅然踏上井冈山，投身红军的怀抱。领导妇女投身革命运动，她们泼辣勇敢，能力出众。1929年，红四军从赣南挺进闽西，成功占领了闽西的战略要地——长汀。在此地，部队进行了为期较长的休整。恰在此时，在贺子珍与曾志的牵线下，爹爹与康妈妈喜结连理。

尼姆·威尔斯曾忆述，在延安的采访期间，她与朱总司令夫妇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。期间，康克清调皮地轻敲朱德的手臂，而红军的总司令亦带着微笑凝视着自己年轻的妻子，眼中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喜悦。

拒绝组织介绍的相亲对象

朱琦在被征召入伍时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以免一旦暴露便遭遇不测。得益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，党组织最终找到了朱琦，并于1937年年底将他安全送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。次年，朱琦抵达延安，开始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涯。

毕业后，父亲将他送往前线，投身抗击日本鬼子的战场。朱琦在战斗中不幸腿部受伤，被评定为甲等残疾，无法再继续战斗，于是被安排至抗大七分校的校部，担任队列科的科长一职。康妈妈便向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求助，希望他能为朱琦物色一位合适的伴侣。在那个年代，寻找伴侣还需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和调查，甚至需要追溯家世背景，最终调查结果指向了我。

我于1926年诞生，故乡位于河北定县的大定村。我的父亲赵鸿儒早年便投身于八路军，我的大哥赵士珍与二哥赵士斌亦步其后尘，加入了革命队伍。1944年，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的教导员顾玉玲女士通知我，需前往大队部稍作停留。

我校部分为一队与二队，我隶属于二队。那时，我对朱琦并无了解，队部内几位同仁正围坐一处，其中一位男性同志，当时并未有人介绍他的身份。他望向我，而我并未回视。他离去后，校部告知我无需担忧，便让我返回。

“我目前才18岁，年纪尚轻，恐怕不合适。我们那里有规矩，找伴侣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，否则即使双方愿意，婚事也无法成行。”当时我并未答应。

随后，我向一位同样与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提出了疑问：“你觉得，指导员给我介绍的这位对象，要是总司令的儿子，我应该接受吗？”我的朋友回答道：“那样的高官子弟肯定不适合，因为他们往往缺乏自由。”其他朋友们也都纷纷表示反对。

数月之后，组织将我们召集至一处。我自女生大队转至七分校校部，被分配至队列科担任参谋，主要负责统计事务，受朱琦同志的领导。我在工作中向他进行汇报。尽管日日相见，那时的我依然坚定地持不同意见。

他问：“咱俩的关系如何？他们组织有跟你交流过吗？”我回应：“讨论过了，结果并不理想。贵家的官职过于显赫，而我家不过是寻常百姓，这恐怕不合适。”他此后也就缄口不言。实际上，我对他的印象颇佳，他待人热情，举止也颇为礼貌。

贺龙、朱德、毛泽东

贺龙“逼婚”

1945年9月，七分校的校部从延安迁出，最终抵达了位于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。我与朱琦一同抵达一二零师司令部，他担任了通讯科的科长一职，而我则成为了文书科的参谋。此后，贺龙司令员日复一日地开展动员谈话，作为晋绥军区的司令员，这原本便是他肩负的重任。

贺龙将军与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女士在用餐过后，便提议道：“小赵，出去走走吧。在散步的间隙，不妨问问我想得如何。”

贺龙曾向我提及：“我们即将抵达张家口，小赵，你和她的婚姻大事也要有个定论。一旦我们抵达张家口，无论是否愿意，婚事都得尘埃落定。你同意与否？何时完成婚事？”他强调道：“作为司令员，我有最终决定权。一旦我签字，你们的婚姻便正式成立。”

批准朱琦与赵力平结婚。边写边说：“你既已同意，切莫误以为是我强迫，实则并非如此。”

“我的使命终于达成了。”

抵达张家口后，我们便拍摄了我们的结婚照。朱琦将一张照片赠予了她的父亲，而我则将另一张送给了我的舅舅。解放初期，我曾探访过婆婆肖菊芳的家人，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均已搬离，肖妈妈的亲兄弟及其子孙后代都已无踪影。大约一年之后，即1948年8月，我终于首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与康妈妈。在西柏坡，首长们的住所同样简朴，多为窗户狭窄的小屋。

朱德

在初次见面之际，父亲身着一件略显褪色的旧式军装，待人接物和蔼可亲，他那慈祥的面容上总是洋溢着温暖的笑容，举手投足间毫无一丝傲慢之气。我的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安心，原本的拘谨与紧张也随之烟消云散。康妈妈也笑着打趣道：“你们俩早日添个孩子吧，爹爹可是特别喜欢孩子的。”

我与朱琦的首个孩子，不幸在出生仅三天后便离世。为了不让他们心生哀痛，我们未曾将这一噩耗告知双方的父母。

不久，铁道部急需人才，朱琦便投身石家庄铁路局，成为一名铁路工人。爹爹说要重学。身为团级干部的朱琦，曾先是从练习生起步，继而担任火车司炉，三年磨一剑，他又晋升为副司机，最终成功晋升为火车司机。学会了开火车。

孩子们被送入中南海。

1949年，天津迎来解放之际，我有幸参与了伪中央银行的接管工作。不久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应运而生，我亦荣幸地担任了组织科的科长一职。1957年，响应国家号召，干部支援文教系统，我转赴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，担任副院长一职，此岗位我一干就是十七载。

自那以来，无论命你前往何方，你总是未曾言明“我不愿前往”，而是一声不吭地随你而去。因此，我在天津一待便是近半个世纪，未曾有过变动工作，更不敢奢望调动。即便有调动的念头，也从未敢开口提出。

我的爱人居于北京，而我则驻足天津，两地间的奔波实属辛劳。每个星期六深夜十点，我便会踏上归京之路，得以在家中小憩一日。然而，星期天的夜晚，我又必须启程返回天津。他从事铁路工作，因此乘坐火车对我来说并无费用，这算是唯一的便利之处。有时我会选择在星期天晚上返程，也有时会在周一清晨六点搭乘火车归来。

继而，朱琦被调至天津铁路局任职。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初，中央政府于北戴河设立了避暑胜地。在频繁穿梭于北京与北戴河之间的旅途中，朱琦所服务的天津铁路局便成为火车更换车头的必经之地。

朱琦自北戴河驾车返津途中，未及驶离座驾，忽接紧急通知：“朱琦同志，首长有请，速至车厢一晤。”鉴于乘车首长身份的保密性，朱琦对这位首长身份一无所知，遂未及整理行装，便急忙赶往会客室。

在那个年代，驾驶的是蒸汽机车，燃烧的是煤炭，朱琦的双手、脸颊乃至全身都被熏得乌黑，连原本雪白的沙发套也未能幸免，被他坐出了深深的痕迹。就在这时，会客室的门缓缓开启，父亲走了进来。朱琦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今天拉车的首长竟然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从司炉工起步，朱琦历经岁月，直至“文革”前夕，才晋升为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负责人。

1950年，我再次孕育新生命。在孩子呱呱坠地之时，恰逢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告捷，成功收复了汉城。因此，父亲为我这位新生儿取名为“援朝”。父亲与康妈妈屡次恳求帮助我们照料孩子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将十个月大的援朝送往北京。

经过一年的等待，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的诞生。此时，双方代表正围绕三八线展开停战谈判，尽管过程中时有冲突，但和平的曙光已初现，因此父亲为他取名为“和平”。当和平还不满8个月大时，便被带到了中南海。由于两个孩子的家都在北京，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也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那里。

朱德将军与家人及工作人员共聚于中南海的宅邸之中，康克清女士怀中紧拥的正是朱国华。

父亲始终未曾忘记故乡的兄弟情谊。自他投身革命、毅然离家，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，兄弟们便承担起了这份艰辛。家境虽困，父亲却铭记于心。他决意倾尽全力，为每位兄弟的家庭承担起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，让他来到北京接受教育。于是，孙子、外孙、侄孙等辈分齐聚一堂，总共有十五六位。再加上祖父与康妈妈这对老夫妇，人数几乎逼近二十。

每当全家齐聚于中南海的西小灶饭厅共进晚餐，便需将两桌并排而坐，方能容纳下所有成员。昔日，中央领导核心中，三户人家生活相对拮据，分别是我的父亲之家、刘少奇同志之家以及陈云同志之家。其共同原因在于家庭成员众多，且需赡养诸多远亲。中央办公厅曾尝试提供资助，然而，我父亲却从未主动申请过此类援助。

彼时，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独享一级工资待遇，然而，遵循毛主席的提议，他们所领之薪资均为四级工资，即每月四百余元。在那个时期，每位楼层领导人的收入来源仅限于固定工资，别无其他经济途径。

相较于党政干部，军队干部的薪酬更为丰厚，其中元帅的月工资及各项津贴累计，总计约达700元。父亲理应领取元帅的薪俸。然而，他以自身已不再军中肩负实质性职务为由，毅然决然地拒绝接受元帅的薪资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朱琦不幸深受波及。那时，造反派虽不敢过分欺凌朱琦的父亲，却因无法直接针对他，便将怒火倾泻在朱琦身上。批斗和抄家对他们来说，几乎成了日常的行径。1969年6月，朱琦被派遣至山西榆次的“五七干校”接受教育。

在年终之际，他自山西归来，随即被派遣至天津周边的一个名为汉沟的小型车站进行改造工作，担任仓库保管员的职务。直至1972年，他才得到了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。

恢复工作后，因长期劳累加之“文革”时期所承受的巨大折磨，朱琦不幸患上了心脏病。居家休养期间，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，我依旧如常前往工作。家中，朱琦与单位一位老同志正闲谈，却突然感觉不适。我急忙赶回家中，却发现他已经离我而去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。孩子们都不在身边，他们均已应征入伍，屋内只留下我孤独一人。朱琦去世时年仅50余岁。

担心父亲难以承受这一沉重消息，我只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朱琦突然发病，正在医院全力抢救。”6月20日，朱琦离世之日的第十天，我们返回北京探望父亲，康妈妈这才将实情告知于他。那日，父亲看上去格外虚弱。目睹父亲拄着拐杖，蹒跚着步入客厅，我不禁失声痛哭。

父亲凝视着我，喉结微微颤动，仿佛有千言万语欲言又止。我身旁的康妈妈轻柔地拍抚我的肩膀，用眼神示意我停止哭泣。父亲终于开口，说道：

“你们竟开始对我隐瞒消息，这实在不妥。我仅有这一个儿子，他如此年轻便离我而去。他曾就读于中央党校，接受了高等教育，却如此早早地离开了人世，实在令人惋惜。”

朱琦离世十二载，全家同框留念：前排自左而右依次为康克清、朱德、赵力平；后排则是赵力平的五个子女。从左至右，依次为朱国华（四子）、朱和平（次子）、朱全华（三子）、朱援朝（长子）以及朱新华（女儿）。

小儿子被处死刑。

我在1988年年底正式完成了离休手续的办理。彼时，我独身一人在天津，膝下并无子女相伴。经过一番申请，直至1996年，我才得以调任至北京。在1983年的“严打”行动中，天津在一日之内对82名罪犯执行了死刑，而国华便是其中一员。国华57年生，遇事时25岁。

他并非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，而是一位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，现正于天津铁路系统供职。一同遭致枪决的，还包括了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与国华。国华少言寡语，鲜少外出，他偏爱绘图，亲手打造写字台与单人床，宛若一位“小木匠”。家中境况亦非传言所描绘的那般光鲜——地上未铺设地毯，桌上未见电视机，一切所需皆未购置。

朱国华

形势为“严打速打”。有人曾言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国华一人，然朱国华之爷爷乃朱德，自当不会让其遭受不公。国华虽被推至风口浪尖，然而其他涉案者却得以幸免，最年轻的国华却不幸遭受了枪决之命运。

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流言蜚语四起。其中不乏诸多不实的传闻，例如：邓小平与康克清进行了交谈，旨在对她进行思想上的疏导。“康克清情绪激动，斥责道：‘这无异于在朱老总的头上动土！’”她前往天津实地考察，意图为孙子争取减刑的机会。“朱家的后裔并非康克清的亲生子女。在她看来，并无太多情感牵绊。”

实际上，康妈妈对此事从未有过干预，亦未曾有任何领导人与她进行过交谈。传闻中，康妈妈曾在饭桌上对孙子们怒斥：“你们若出了问题，这并非个人之过，而是对你们爷爷的亵渎！爷爷曾言明，若你们不成器，犯下违法行为，我将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，与你们断绝一切关系！”然而，这番话我并未亲耳听闻。

传闻朱国华并未命丧黄泉，然而我未曾目睹其身影，即便未见，亦绝难置信。常有人言，时机未至，待时而至，终将团圆。我亦不止一次听闻，朱国华尚存于世。三十载光阴逝去，生死与否，已不再重要。